藏医药在西方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可以追溯到1857年，俄国境内发生瘟疫，当局从贝加尔湖地区的一座佛教寺庙邀请了名藏医曲登白玛到圣彼得堡，这标志着藏医药在西方传播的真正开始。 
       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广泛，从藏医文献到藏药成品，从药材基源调查和成分分析到药理作用，涉及藏医药的各个领域。曲登白玛的后代彼得白玛还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中《总则部》的俄文本，这是《四部医典》的第一个外文版本。白玛家族的后人迁徙到瑞士，继续传承发展藏医药，并于上世纪60年代与瑞士商人合作，成立藏药公司，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生产和销售藏药成方制剂。此外，藏医药的疗效在蒙古、尼泊尔等国家也有很高的认可度。 
      “近年来，藏医在国外逐渐获得更多认可，凸显了其在全球健康体系中的独特优势。这与其历经数千年积累与提升的临床疗效密切相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科教处副处长、副研究员罗辉介绍说，“藏医的治疗逻辑基于整体观念，追求体内三因（隆、赤巴、培根）的平衡。它认为疾病的发生是各种因素导致三因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因此治疗的核心在于调节三因，恢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调节的理念，与西医注重病灶治疗、药物定点治疗的方式截然不同，体现了藏医在医学哲学层面的深刻洞察。此外，藏医还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将人的生命视为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综合体，这种全面的视角使得藏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患者的整体状况和心理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医学体系下，尤其是在医药市场巨大的美西方国家，藏医的推广仍面临诸多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西方医学以生化指标为导向，强调标准化、模式化治疗，这与藏医注重个体化、辨证论治的理念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藏药及非药物疗法的应用需遵循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疗效评价要遵循严格的国际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藏医在国外的普及与发展。 
       “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碰撞。”罗辉说。中医与藏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强调和谐、平衡与整体观念，而西医则更注重实证、量化与局部治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医学理念与治疗方法上的巨大不同。 
       可喜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加深。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接受东方文化，包括藏医在内的传统医学疗法也逐渐受到重视。1998年和2003年，两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促进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推动传统藏医药进入国际主流医疗领域；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包括藏医）的抗疫成效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卫生体系中的地位。 
       “这种趋势表明，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可能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罗辉说。
       （本篇内容摘自“中国网”：“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藏医药发展之路”）